在鄉村探尋中國脫貧的足跡

　　——評長篇報告文學《鄉村國是》

　　“國是”一詞，指的是國家重大政策，國家大事。扶貧攻堅，關系中國農村億萬百姓的衣食住行、生存發展，屬于共和國建設發展的基礎性工程。對于這項事關中國建設發展大計的偉大工程，長篇報告文學《鄉村國是》給我們提供兩個觀察評價標準：一個是中國標準，即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我們黨和政府制定的貧困線，從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為貧困人口逐漸提高到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為貧困人口，從解決溫飽問題到提高發展能力，中國鄉村的貧困人口數量呈現大幅減少的明顯趨勢；另一個是國際標準，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《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報告》中確認的，“按照現行農村貧困標準測算，從1978年到2016年，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7.3億，農村居民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.5%下降到2016年的4.5%。中國在全球減貧中發揮了核心作用。”中國扶貧攻堅的偉大成就世界公認。

　　古往今來，貧困從來就是人類發展進步的攔路虎，脫貧之戰亦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。當今世界最發達的歐美諸國，也仍然存在著數量以千百萬計的貧困人口。那么，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，扶貧攻堅的奇跡是如何實現的?作者紀紅建走遍中國14個省區的202個貧困村莊，以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回答了人們的關切。我們看到，改革開放以來，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村的扶貧工作，從歷史里程碑式的1984年中央19號文件，到2001年的國務院《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》，國家扶貧工作力度不斷加大，投入成倍增長，措施明確得力，社會關注度也不斷增強。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習近平總書記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，深入特困戶家庭實地考察，明確提出“精準扶貧”戰略，領導全黨全民發動面對深度貧困的全面攻堅戰。近年來，全國扶貧系統動員200萬人進村入戶，建檔立卡，共識別12.8萬個貧困村、8962萬貧困人口，其中補錄貧困人口807萬，剔除識別不準人口929萬。黨和政府更要求普遍建立干部駐村幫扶制度，先后選派77.5萬名干部駐村幫扶，19.5萬名優秀干部到貧困村和基層組織薄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，專項扶貧資金年均增長22.7%。這一連串看似枯燥的數字，卻體現我們黨和政府的責任擔當和堅定意志。

　　黨和政府的國策決心，離不開千千萬萬具體執行者的貫徹落實。所以，《鄉村國是》的記述重心，放在扶貧一線的共產黨員和基層工作者身上。我們看到，1995年就通過做小生意擁有了百萬身家的廣西漢子吳天來，毅然回到大山里極度貧困的故鄉隴雅村擔任黨支部書記，自己墊資甚至欠債率領村民們修通近150公里的山區道路，并發展種植養殖特色農產品，使過去人均年收入僅200元的隴雅村在2015年實現人均年收入突破萬元； 貴州烏蒙山區的彝族漢子文朝榮，1982年擔任極度貧困的海雀村黨支部書記，帶領群眾堅決執行國家退耕還林的扶貧政策，植樹造林30余載，使得海雀村的森林覆蓋率從當初的不足5%飆升到現在的81.2%，其中的經濟適用林使得海雀村人均收益4萬元，成為名副其實的“綠色銀行”，文朝榮病逝前還要人背他到山上，老淚縱橫地叮囑村民要為子孫后代保護好森林植被；藏南隆子縣新巴鄉女鄉長郎宗，帶領群眾從一棵沙棘、一畝林地起步，日積月累在草木不生的隆子河谷植成了沙棘林帶……作家滿懷深情地為這些戰斗在扶貧工作一線的共產黨員、基層工作者樹碑立傳，生動再現扶貧攻堅的艱難過程，更從中升華出我們黨和人民勠力同心、自強不息的精神意志。

　　值得贊賞的是，《鄉村國是》并非簡單地、就事論事地寫扶貧攻堅，作家更注重探幽入微的思想發掘與發現。他給我們講述湘西早期的民族學家、苗族教育家石啟貴先生1925年倡導成立“湘西苗民文化經濟改進委員會”，致力于發展家鄉經濟文化的故事，從中凸顯文化知識與擺脫貧困的內在聯系。他也毫不避諱從古至今中國鄉村中一直存在的得過且過、不思進取的懶漢現象，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那種一味等靠要的消極心態，尖銳地指出“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生活現象，更是一種精神生活現象”。作家的見地，在這里已經超越扶貧攻堅的題材畛域，對于我們當代社會的各行各業都有著積極的認識價值和啟示意義。

　　當代中國的扶貧攻堅事業，不僅造福中國人民，也給世界各國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減貧事業提供了正面典范。作品中有這樣一個細節：2003年國務院扶貧辦組織27個國家的扶貧官員來到隴雅村考察調研，其中一個非洲國家官員向隴雅村黨支部書記吳天來詢問脫貧的秘密，吳天來脫口而出：“為了生存，永不放棄!”一句話，使得來訪者贊嘆不已。可以說，《鄉村國是》講述的中國故事、弘揚的中國精神，也是當代中國給予世界的極為珍貴有益的貢獻。